所罗门群岛发生5.4级地震

宪法是制宪主体的政治决断，宪法是该国人民意志的表达，是对政治体事实存在的法理正当性说明。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本土大地，其政治性尤其说来源于其阶级性，不如说来源于其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品格。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而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现代化成就与中华文明传统融为一体，开辟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这两个表述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七一讲话对全党而言是一次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回顾和精神洗礼，因此更着眼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信仰，将其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要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一些媒体宣称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因为大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给中国迎来了新时代，而且也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时代。

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进入20世纪之后，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第三，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为错综复杂。

中国法理学对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完善以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中国法治建设和法治文明的推进、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引导和支持等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然而，论战使得分析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不再截然二分，新分析法学不得不承认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而新自然法学也不得不改变一劳永逸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主义法律道德观，接受具有日益变化之内容的自然法[7]、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法，强调法律内在的道德性和程序自然法。至少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法理学者们从来没有将全部精力仅仅关注现实问题和眼前问题上，而是对基本理论从来没有中止，才形成了以法哲学、权利与人权法、民间法、法律解释与论证、法律本土资源、部门法理学等为研究特点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如果仅仅将法教义学的讨论视为民法学界和刑法学界的讨论主题，有失偏颇，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利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

[12] 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261-262页。由此，对于法理的基本内涵暂且不论。

自十六世纪以来，之所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最主要方式，而其它所有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67]，就是因为与其它社会控制相比，法律在适应社会政治组织形态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即讲道理。由此，从这一角度看，社会正义问题也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就当前来看，我们对西方理论和智慧的系统深入研究与学习还远远不够，当然研究和学习西方智慧并非是要照搬照抄，而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创立出既有国际视野，能够与世界对话，又立足于中国自身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我国法学界积极主动运用法理来阐释、分析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意识还不够。

此外，佛教还倡导行菩萨道，舍己利人。本文认为，如果是指在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个性多样化恰恰是当今学术研究所提倡的，只要是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理性推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的不拘一格恰恰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就范畴及范畴体系的研究而言，张文显在其《法哲学范畴研究》一书中作了系统详尽的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影响所说的教材的内在逻辑性和连贯性的安排。

而在行政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中，由于个人相对于国家公共权力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因此，代表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负有举证责任，方才使其对行政相对人或被告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诉讼得到法律的支持。当然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正义所表现的次级价值也不一样，其位次不尽相同。

[67]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与其它学科相比较，法学是门讲理的学科和学问，而法理学则更注重讲法理，在整个法学中起到表率和引领作用。

因此，权利本位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已经不明显。如果从学术史角度讲，法教义学之说主要来自德国，与宗教有渊源关系，后来试图解决的是法学需求如何科学化问题。也就是说，法理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比部门法更广泛，一切部门法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都应是法理学要关注和研究的。[11] 这一论断是没有问题的。由于人权与主权相关联，目前此概念往往过度被意识形态化，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国与国之间实现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人权理论却对此巨大反差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犬儒主义立场。在徐教授看来，法理学是一门主观性显著的学说，不存在客观的真伪标准。

从研究角度谈，这种认识毫无问题，然而，如果从学科看，则未必如此，因为从西方法律思想史看，除了古典自然法学派外，后来的历史法学派、哲理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等，这些思想流派彼此间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我们不能说其中任何一个不属于法学理论的研究范畴。[9]持有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既是有我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也是当下我国的既存事实。

中国政府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内涵丰富，需要从包括法理的各个学科和角度进行诠释和具体化，使其成为解决国际人类社会的有力理论武器。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在过去人类无数次论辩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为法需要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的正义已形成了诸多共识，即正义的次级价值，比如平等、自由、秩序、效率等等。

[68] [英]路德维奇·维特根斯坦：《札记》，转引自[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2]我国民法学者刘俊海在评价将王利明新著《法治：良法与善治》喻为探寻良法善治的一座法理富矿。

尤其以新分析法学代表人物哈特与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富勒、哈特与德富林以及哈特与德沃金的三大著名论战为代表。进而通过重塑的中国法理学引领整个中国法学，使中国法学迈入法理时代。诸多基督教义，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关联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对西方宪政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3] 季卫东、徐爱国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但权利的概括性还不够，对于权利本位还是义务先定[34]，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等论争不能从更高层面进行统领和概括。后来以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学、以哈特与拉兹为代表新分析法学、以麦克密克和魏因贝格尔为代表的制度法学无不是以奥斯丁法律实证观为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与修正。

对于论者所指出的法理学的个性多样化问题，主要是指学者的个性特点。尽管在国家文件中将其与民商法、刑法等部门法视为平等并列地位被提出来，但目前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尚存较大争议分歧，自身尚未脱幼，对其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尚未得到学界和实践界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社会法学界的范畴体系更是少有人涉及，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

不仅如此，与法治社会较成熟国家和地区相比，由于我国中小学教育课程设置以及社会环境中国的法学专业初学者对法学知识、法学意识和法学思维的储备几乎为零。第四，以法理为中心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法理学，使部门法学更加注重与法理学、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运用更宽广的学术和理论视野解释、解决现实问题。

法治思维，即法律至上、法的统治、法的治理的思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良好的法律[58]。进行深入而系统地研究的重要方式，就是对某个重要人物的思想脉络、思想体系等进行全方位梳理、研读，需要慢功夫，来不得浮躁。另外，与部门法学相比，法理学的创新和独立更为艰难，要求更高，这与其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的哲学特质密不可分。对于法理学而言，不仅要面向现实社会实践，还要考虑法的价值等理论问题，以引领和推进法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进程。

道德则是通过一种说教而来培养人们对其认同进而践行，也不可能主要是以论辩的方式来发挥其作用。[49] [美]卡尔·费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20] 张文显：《中国法理学二十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5期。那么，将法理作为中心主题法理学，其基石范畴应当是什么呢？在阐述是什么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最可能成为法理学基石范畴的范畴作否定性剖析，阐述其不应是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理由。

经济学关注的所谓经济问题怎么会与社会其他问题截然分开而独立存在，等等。也就是说，法理是比法治更为宽泛，更具概括性的概念和范畴，法治至多仅是法理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和组成部分。